内容提要  2004年春节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工荒”席卷长三角、珠三角、福建等沿海地区，我省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发现，工人不再像以往那样好招了，不仅高素质的技术工人紧缺，就连普通工人也难找。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在今年令人意外地大范围出现工人短缺。　　

　　这场短缺事先没有预兆，几乎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2004年已快过去四分之三，我省一些地方的“民工荒”现象却并未得到缓解，甚至个别中小企业因民工大批离去而濒临倒闭。这场“民工荒”将会对我省的劳动力市场、对我省的经济运行格局和中小企业“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发展模式产生一定影响。那么，未来我省“民工荒”现象会否蔓延？它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本文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找出原因，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民工荒”  民工短缺  原因  启示

 

    作者：陈诗达，男，1955年生，浙江宁波人，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高级经济师；徐红梅，1968年生，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杭州310007）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作为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曾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外来劳动力蜂拥而来。20世纪九十年代，一波又一波的“民工潮”的冲击，在给城市带来就业压力的同时，也给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10多年过去了，“民工”已经成为我省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力军，是城市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几年来我省的一些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都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企业用工紧张招不足工人的“民工荒”。这对于一个拥有4600万人口，1100万外来劳动力的省份来说，似乎很难想象，但事实就是如此。

 

 

　　根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提供一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劳动力市场显现出缺口现象》的统计报告指出：在2004年第二季度，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12个城市，有70.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但用人单位的招工名额则达到108.7万人，缺口38.3万人。浙江的民工短缺情况，并非在2004年才出现，从我们对浙江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跟踪数据分析，从2002年的下半年开始，浙江省的一些城市用工紧张情况已经开始显现。2002年上半年，全省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为0.98，从第三季度开始,首次突破了1,为1.03；第四季度为1.49。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市场的求人倍率始终在1.20以上。到2004年第二季度，全省进入市、县（区）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劳动力资源共有794，262人，用人单位经过劳动力市场登记招聘各类人员却达到了1,229,608人，求人倍率为1.55。两年半来，全省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平均为1.27。浙江的杭州等地用工紧缺情况就更为突出，杭州市从2002年开始，劳动力市场反映的供求关系来看，就求大于供，当年第一季度的市场求人倍率为1.9，第二季度又上升为2.15。此后两年半时间里，只有二个季度的求人倍率低于2，平均求人倍率为2.18，高于全省平均数0.63。到2004年第二季度，全省除丽水市、台州市、嘉兴市以外，其余各市的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都大于1，杭州、湖州等甚至已大于2。

　　2004年春节过后，浙江一些城市的用工短缺情况似乎更加严重。从杭州、宁波、温州绍兴、湖州等城市的有关数据显示，来浙江打工的民工数量比上年同期减少10%—20%左右。一些地方用工紧张的中小企业缺口更是高达三成。近几年，湖州织里的童装老板和海宁的皮衣老板们几乎每年都有在工厂忙季，拿着块招工牌到车站四处抢民工的经历，可是，2004年加入抢夺熟练车工的老板群体突然膨胀起来。据从宁波市外来人员就业服务中心了解到,2004年7、8两月共有1014家单位进场招聘，提供了3.38万个就业岗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以上。而日进场求职的民工却只有1500多人次，比上半年日均进场人次还减少了一个半多。与此同时，个别企业因民工大批离去而濒临倒闭。不过，与珠江三角洲的全方位缺工情况不同，我省主要短缺的是熟练工，部分中小企业招工较为困难。据对杭州、宁波、温州等8个城市2004年上半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来看，缺工严重的主要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需求缺口较大的职业主要是裁剪缝纫工、机械加工和设备操作工、纺织针织工、电子电器产品装配工、餐饮服务员等。18—28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需求量最大。缝纫工、餐饮服务员、机电产业装配工等大量需要女性的职位，应聘者寥寥，2004年初求职的女性相当少，只占求职者总数的15%。用工紧缺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杭州，宁波这样的大城市，在富阳、象山、慈溪这样的中小城市今年以来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也较为普遍。

　　为了缓解企业用工紧缺，招工不足的情况，我省一些地方和企业纷纷寻找对策。如在号称童装之都的浙江湖州织里镇，企业老板们为了留住日益紧缺的工人，不仅为春节期间往返家乡的工人提供专车接送，甚至还有老板在大年初八专程赶到安徽、江西挨家给自己的员工拜年。民工的月工资平均也从1200元涨到了1400元。宁波的象山县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招聘会上首次推出了“三个不限”，即不限学历、不限年龄、不限地区，只求拥有实实在在的技能的招聘条件。并以月薪2000元的待遇来吸引车、铣、钳熟练工。慈溪市的民营企业在招收普通操作工时甚至开出了月薪3000的价格。尽管这样，一些企业还是难以招到新的合适的员工，于是便不得不远赴辽宁、山东、湖北等外省“求援”劳力。宁波市劳动保障部门2004年就应企业要求，两次组织去东北等地招工。浙江省2004年与四川、湖北、重庆三省市签订了6+1的框架合作协议，这个框架协议中就有一个劳务合作协议，省劳动保障部门还将组织省内企业赴上述三地，就省际间的劳务合作等进行洽商，以缓解企业用工短缺的问题。我省民工荒的突然而至，已引起了企业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那么，在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需求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转变的情况下，为何在一些地区会出现“民工荒”现象，其中原因何在？在它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是亟需我们认真思考的。

 

    　当前，对浙江一些城市“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工资不高开销大是民工流失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浙江一些城市生活水平上升得很快，杭州、宁波、湖州、绍兴等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增幅均居全国前列。但民工的收入不仅普遍较低，且多年来几乎没有向上作过同样调整。在不能与城市居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却还要被迫接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消费水平，这使得他们的打工成本大幅提高。据初步估计，一个外地民工在杭州的正常生活开销每月需700元左右：①房租200元（合租）；②伙食300元；③公交车费50元；④通讯费50元；⑤其他生活必需品100元（含水、电等）；而绝大部分民工的收入与此相当。一项调查显示，全国24个城市企业民工工资平均每月660元，“长三角”地区6城市比平均数高8.5%。另据浙江省统计局农调队对宁波、湖州、金华、台州四市市区范围内外来务工人员的专项调查，外来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761元，1000元以下月收入的民工占总数的70—80%左右。近5年来，民工的工资增幅较小，由于工资长期以来得不到增长，为此，他们不得不压缩正常的生活开销。据抽样调查显示，民工每月实际生活开销在600元以下的占82.03%左右，其中有12.87%的民工月支出在200元以下,有42.29%的民工每月开销在200至400元。就是这样省吃俭用，每月能够节省的二三百元钱，还不能有意外，一旦生了病，患了感冒之类的也大都是自己用土办法治疗。如一进医院，检查一做，盐水一挂，没有二三百元出不来，这个月的活就算白干了。面对着投入成本（包括背井离乡，牺牲亲情等机会成本）与实际收入的强烈反差，在他们感到与现实抗争无望的时候，离开这个城市就成了他们唯一选择。

 

 

    　2、就业环境对民工流失的作用不可忽视。尽管近几年来我省各地就业环境有了较大改观，劳动力自由流动在理论上也已经不成问题，但现实中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存在的差异，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环境不容乐观。由于没有城市户口，民工无法购买经济适用房，子女不能在城市就读。如杭州西子电梯集团，现有600多名民工，80%在一线工作，工龄长的已有十几年，这些民工的子女基本都在杭州，每年秋季开学之前都是企业最忙的时候，因为要留住这些一线熟练工人，他们需要和企业周边的学校协调，以集体的名义解决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但这不是城市所有的企业都能做到的，更多的是在城里已经打了十多年工的民工，一旦子女到了入学年龄而找不到就读学校，或从农村带到城市后找不到新的就读学校，有的只好辍学。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外来民工子女由于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又长期承受城市生活的挤压，社会地位低下，自卑心理严重，极易产生逆反、报复和社会仇视心理，成为问题少年。据温州市的一份调查显示，近年来，温州市的未成年人犯罪中外来民工子女竟占90%。有的在继续城市打工与子女因失学可能成为新文盲的利益比较中，最终只得选择离开城市。就业歧视对城市民工来讲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一些行业和岗位明确拒绝招用民工，这给人以一种民工在城市只能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的印象。甚至一些企业因某省民工闹过事，而竟拒绝招收所有该省民工。如2004年2月记者在浙江温州市调查，外来民工比去年同期减少42%的情况下，职介所里招聘台前“不收河南人”、“不收江西人”、“不收贵州人”的提示频频可见。职业中介机构不规范，市场供求信息不对称使民工盲目在职场奔波。特别是一些非法职业中间机构，他们利用民工急切的求职心理，进行虚假招工，设置就业陷阱，骗取钱财。由于职业黑中介进入成本小，获利大，几经打击，屡禁不止，不少民工就因受骗后，不再到这个使他们伤心的城市求职。人文关怀少。外出打工的民工大多是青壮年，他们除了物质生活需要外，还有精神文化需求。但现实生活中城市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少，很难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不少外出打工者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找不到生活的另一半。胆大的，像今年春节过后，杭州街上一位29岁已经进城打工六七年的泥水工，举着“谁肯嫁我”的牌子，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胆小的就只有悄悄出城了。此外，在城市民工中建立了劳动关系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给办理任何社会保险的面也非常大。据调查显示，在城里打工的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36.25%，有84.18%的民工表示单位从未给他们投过社会保险。有一份调查显示，有30.26%的民工认为自己工作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有70.29%的民工曾经因工受伤,但只有30.32%的企业主会按相关法律支付医疗费,有33.43%的企业主会象征性地进行补偿,而有24.48%的企业主不会支付任何补偿。此外，民工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还常常被企业主或包工头恶意拖欠、克扣。浙江省2003年劳动保障部门就为24.8万名劳动者追回被拖欠工资2.3亿元，督促补缴社会保险费1487.7万元。从劳动时间上看，民工基本上都是在“超负荷”工作。2004年暑假，浙江工商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城市民工的工作时间在8小时的只占14.86%，在8—10小时的占29.47%，在12小时以上的占15.45%，其他的占1.72%。只有6.70%的民工有双休日，22.27%的民工只有一天休息日，有56.33%的民工根本没有休息日。在这样的环境下就业，使民工们一方面留恋和向往着城市的文明和现代化；另一方面又感到他们与城市之间的那种深深隔阂，心理是矛盾的。当矛盾处于平衡，或“隔阂”缩小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留在城市；但当“隔阂”扩大，矛盾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离开城市，到更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去。目前浙江一些城市出现民工短缺“回流”的现象，我们认为是与那里的就业环境不佳，劳动条件差，劳动权益受侵害等等有密切关系。

 

　　3、劳动力素质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影响民工就业稳定。目前，浙江一些城市一方面是进城民工减少，企业招工难；另一方面，又是大量民工找不到工作。如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2004年一段时间来，民工求职成功率不到一半。这是民工文化、技术素质不适应用人单位因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矛盾带来的。在浙江民工中，约有四分之三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下，其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占16%左右。具有职业技能的更少，统计数据显示，湖州市只占22%，宁波市占19.81%，丽水市13%，舟山市占8%。相反，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招聘人员条件大多都要求“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约有80%的企业还要求“技术熟练”。因此，目前城市民工紧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技术工、熟练工的紧缺，是企业用人素质提高，产业工人素质跟不上的反映。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浙江省从业人员有1812.78万人，按国家原定的技术工人占50%的口径，全省技术长人总量应该为906.39万人。但是从历年来我省对技术工人考核鉴定的情况来看，截止2003年底，经培训考核鉴定后获得工人技术等级证书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仅有298万人，只占全部技术工人总数的33%，其中高级工、技师只有56.63万人，占整个技术工人的比例为6.2%。一方面是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非常大，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的技术工人供给不足。如2004年浙江省劳动力市场第二季度的统计报表显示，企业进劳动力市场登记需要招聘技术工人4.2万人，而实际有资格应聘的技术工人只有2.56万人，求人倍率在1.6。像搬运工、勤杂工等对技术要求不很高的“力气活”，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将会越来越少。由于民工的文化技术等原因，他们中大多数从事的岗位替代性强，职业稳定性较差，流动性较大。抽样调查显示，我省民工中有失业经历的占83.57%，其中有66.67%的民工曾经有1—2个月失业,有25.50%的民工曾经有3—6个月的失业,甚至有4.17%的民工一年多找不到工作。靠在城市打打零工，停停做做，又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打工成本。在经历过如此艰辛的打工历程后，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民工家乡的就业环境转好等因素，使部分民工们开始冷静和理性地思考是否继续在外打工的必要，于是越来越多的民工考虑回到家乡工作。这就造成了近年来返城民工明显减少的又一个原因。

 

 

　　透视浙江“民工荒”现象，我们不仅看到了其产生的深层原因，也认识到了它将会对我省的劳动力市场、对我省的经济运行格局和中小企业“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发展模式产生一定影响。那么，未来我省“民工荒”现象会否蔓延，它带给我们哪些启示，我们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我们分析认为：

   　 就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劳动力绝对过剩，乃至于造成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这个基本国情是长期存在的。也就是说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可以肯定，我省全局性的“民工荒”不会持续出现；但在劳动力供给总量没有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出现的“民工荒”，揭示出我省经济发展正趋于面临劳动力资源的瓶颈。一方面，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75年为我国人口出生率的转折点，1975年以后出生的劳动年龄人口远少于30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而另一方面，未来经济发展不但对劳动力需求将持续保持强劲，且新增劳动力需求大多数只适合年轻劳动力。统计表明，2003年，浙江省经济增长率达到14%，2004年上半年为15.5%。目前，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正步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态势，国民经济仍将维持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经济的增长将推动企业用工需求的增长。此外，2005年，世界服装和纺织品进出口配额限制将取消。据有关部门预测,配额放开后,中国纺织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将由2002年的17%上升到45%。服装和纺织品作为最重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之一，在世界上雇用着4000万劳动力。如果中国抢下这个市场的一半，至少就需要2000万左右的劳动力。浙江作为纺织、服装出口大省，在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的同时，劳动力资源方面是否做好了准备呢？从当前来看，我省纺织服装行业熟练工严重短缺的情况应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我省即使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继续增加的10年中，仍有可能面临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或劳动力有可能从目前的“无限供给”走向“有限过剩”。所以，我们认为，从现在起，就应该对我省劳动力的未来供求态势作一个科学的预测，并与着手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否则，等到问题积累严重了，代价就大了。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浙江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城市的经济实力也明显增强，2003年，全省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3%，比全国高出了12.5个百分点，这表明我省城市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快速促进城市规模扩张向城乡一体化转变。人民生活水平也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到2003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185元，居全国第三位。这一切都是在包括外来民工在内的全省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据有关统计显示，目前浙江的外来人员已达到1400万人，在我省城市打工的民工中有41.36%在城市中已至少呆了二年以上，有17.42%在城市打工5年以上,还有7.22%的民工在城市打工10年以上。他们为浙江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调查显示，他们在城市的工作生活环境却不容乐观，不仅从事的工作大都苦脏累，且不稳定，工作时间较长，工资待遇过低，社会保障缺失，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等等。民工成了城市化发展中的边缘群体，不仅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带来的成果，而且还受到城市的歧视。其原因，从企业的角度看，由于劳动力长期供过于求，使不少企业没有将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来看，只是消耗性、掠夺性地在使用，其结果是，这种损害民工利益的行为必然会造成民工的大量流失。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由于我们的GDP计算不包括政府的管制内容，也不统计外来人口为当地增加财富的数量。在讨论经济增长速度和比较竞争优势问题时，也习惯过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企业的身上，依赖于市场的作用，而忽视了政府的竞争力问题。我们认为，在当今社会，政府的管理是一个地方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过份依赖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功能，而没有看到政府管理的重要作用。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问题。所以，在“民工荒”的背后，需要检讨的还有当地政府的管理模式以及传统的发展观。因此，当前解决“民工荒”的问题，分析认为，首先是要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一定要记住，在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不能以牺牲普通工人，特别是民工的利益为代价。同时要看到，电荒、水荒如果发生问题，短期内可以扭转，但是如果发生工荒，一旦形成趋势，“十年树人”，没有八年十年不能解决。因此，我们应该把解决当前“民工荒”现象，摆到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高度来加以审视，上升到增强我省各地城市竞争力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非公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目前已占据我省经济的“大半壁江山”，非公企业的发展在给我省经济带来活力和生机的同时，也使劳动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一些企业主长期偏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忽视了“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劳动力供大于求情况下，一些企业主认为廉价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即便清楚自己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也认为还会有更多的“后来者”供我选择。因此，不但不注重建立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反而随意侵害民工权益，导致劳资纠纷变得更复杂、更尖锐。一些地方的劳资纠纷已从过去的单个个体纠纷转化为集体化和规模化纠纷。而长期处于劣势、被压迫无望的民工，他们最终作出了“用脚离开”的方式进行抗议，这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民工荒”给部分企业带来的损失，正是一些企业长期忽视民工权益所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民工荒”现象又是一个机会，它使民工们获得了一定话语权，也使得资方重新审视劳资关系。那么如何重塑新型劳资关系？我们认为，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和谐的劳资关系也是生产力。这个道理过去一直被企业主们所忽视。事实已经证明，在紧张的劳资关系中，工人有时的反抗会带给企业巨大的损失，而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才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新型的劳资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契约化”就业基础上，即双方通过平等协商签订劳动合同，明确权利和义务，但实际情况是目前企业的用工已越来越临时工化，合同期限越签越短，这种短期化的掠夺式的用工行为，使企业主根本不想在工人身上进行教育性投资，发展其技术专长，结果是工人的技术素质难以提高。要充分认识到劳动关系短期化的弊端，这方面日本的用工制度可以提供借鉴。日本的工人一进厂就享受终身雇用的待遇，老板知道要使用工人一辈子，只有提高他终身的技术，企业才能受益。所以愿意为每一个劳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负责，使之享受“终身教育”，其劳工素质也超出欧美。当然这种终身雇用制度不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固定工制度，它更注重员工的长远利益，也能够较好地保护劳动力的使用年限，保持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稳定。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终身雇用制，对建立维护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模式。

        4、重新审视低成本经济扩张政策，警惕陷入低技术的陷阱